筆者曾參與教改、服務小學十年，深刻體驗台灣菁英式主流教育機制與傳統教育理念牢不可破，所以在十年前辭去教職帶著孩子去國四年。

在異鄉伴讀，隨著孩子們的成長和他們在公校與私校跟進跟出，最大感想是，加拿大的社教功能太完善了（如圖書館、青少年活動中心、牛奶金、學費完全免費，沒有班費這回事）；老師太好當了，家長必須主導孩子的教育。

然而台灣社會對學校期望甚殷、老師的自我期許頗高、來自社區的資源極微，可憐的孩子們因此遭受無比巨大壓力。如果分配教育責任，在北美，社會教育占百分之二十，學校教育占百分之二十，家庭教育占百分之六十。而在台灣，大概是社會教育占百分之十，學校（安親）教育占百分之六十，家庭教育占百分之三十，因社經背景而異。

廖國豪一句「都是台灣教育害了我」，令筆者深為老師們叫屈，也為「執迷不悟」的家長與主事者憂心忡忡！在一片爭取「教育解放」、「愛的教育」趨勢下，老師們正漸漸地把部分教養責任退還給父母，家長接招了嗎？但大部分的家長們並未覺悟。俟孩子行為出狀況，家長、社會大眾、名嘴、主事者一一跳出來，指責老師失職，很少檢討家庭本身應承擔的責任。

在北美，從幼稚教育開始，孩子就被要求八點五十分或九點到校，早到也不能進教室，學校不擔當保母的義務，必須早出的家長自個兒想法子；中午用餐時間，只能待在室內十五分鐘，天候不良除外；中學孩子出軌時，受到最嚴格的處罰是「不能到校」三天或一星期，家長與孩子一起接受處罰。由此可見，從小到大，社會機制始終就在釐清教育責任，校方與家長非常清楚責任歸屬，並且擔起應負的社區教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