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玄奘研究綜述 一
黃夏年
《廣東佛教》2001年1期)
玄奘是我國最著名的翻譯家、旅行家和佛教理論家，曾對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交流與發展作出過卓越的貢獻。自他于7世紀遊學印度，載譽回國以後，歷史上有關他的傳記和文學故事一直流傳，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小說《西遊記》，唐僧的名字早已家喻戶曉，可以這樣說，凡是一個中國人恐怕沒有不知道唐僧這個人的。佛教界對玄奘的推崇更是有之而不及，佛教徒將其所著的書和譯著手抄印刷或鐫版，輾轉流傳，歷代大藏經都有所收。他們還將玄奘奉為神明，置於羅漢之列，對他所創立的唯識宗加以傳承研習。
一
19世紀以後，隨著歐美等國的殖民地開發，世界東方學蔚然興起，玄奘的著作因之受到了各國學者的重視，為之注疏、翻譯、研究和引用者絡繹不絕，對玄奘的貢獻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也就從這時起，玄奘成為世界文化名人。外國學術界最早對玄奘的研究，不是因他的譯經事業和有新譯的特點，也不是因他在唐朝建立了法相宗，弘揚了佛教，而是因為他到印度求學取經後回來撰述了《大唐西域記》一書，裏面介紹了不少南亞地區各國的情況，對古印度考古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資料。
按照我國已故著名的玄奘研究專家楊廷福先生提供的資料，西方國家最早開展了《大唐西域記》的研究，其中以德國和英國為首。1834年德國學者Klaproth在柏林出版了《玄奘在中亞與印度的旅行》一書，這是迄今所見的最早介紹玄奘的著作之一。1851年法國學者M·斯坦拉·儒蓮翻譯出版了《慧立、彥(宗)的玄奘傳及其629—645年旅行》(即《慈恩傳》)一書。以後又在此書的基礎上，於1857年法譯了《大唐西域記》一書，此書的出版在東西方學術界影響甚大，因為它開創了玄奘的研究的新時期。例如，1837年孟加拉地方政府的英國官員亞歷山大·枯寧漢姆在釋迦牟尼成道的鹿野苑和山奇大塔處等地發現了石刻銘文，1854年他將這些銘文收集後整理出版。1861年他首次在北印度主持考古，十年後他被任命為印度殖民政府第一屆考古部長官。幸運的是，由於有了 M·斯坦拉·儒蓮法譯的《大唐西域記》，使枯寧漢姆根據玄奘的記載，核實了發掘考古資料，確定了石柱的銘文性質，指出了他們都是佛教的遺物，出版了考古報告。到1885年，他已經寫出24卷的《印度考古調查報告》，其中有一卷是專門研究阿育王敕柱銘文的內容。枯寧漢姆主持的考古工作開創了印度古代史研究的新時代。這部法譯本的出版，與之內容相配的地圖也被繪出來。1862年俄國學者Klass0sky根據法譯本又轉譯成俄文本出版。英譯本的出版則是由S·比爾在1884年將儒蓮的法譯本譯出後而完成的。1904至1905年湯瑪斯·瓦特(Thomas Watters)再譯《大唐西域記》。正是由於《大唐西域記》的被相繼譯出各種文字，與此相關的學術爭論和有關資料也受到重視，如針對儒蓮的譯文與後出的R·Grousset法譯本的譯文比較，以及法顯的《佛國記》等各種相關資料的研究專著不斷出版，而有關的論文已經汗牛充棟，不可計數。日本學者的研究稍晚於歐洲，1894年《佛教史林》刊出《玄奘三藏年譜》，是為最早的論文。1910年日本京都大學出版了《大唐西域記考異》，2年後堀謙德出版了《解說西域記》一書，是為日本最早的專著出版。1926年高桑驹吉出版过《大唐西域记》与东南印度地理研究的书，之后到1942年足立喜六出版了《大唐西域记の研究》二卷本，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以后直到1972年后，此书才由水谷真成译注的《大唐西域记》所取代。1983年野村耀昌又重译《大唐西域记》。近年来韩国的学者将慧超的《五天竺记》与《大唐西域记》做了比较研究。印度学者对《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一些地名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所以从《大唐西域记》开始，玄奘为世界学术界注目，百年过去，至今仍然受到重视，这在世界学术界是不多的。这所取得的一切，无不与玄奘的成就有重要的关联，所以重视玄奘及其对中世纪历史文化的贡献，早已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资源之一，研究玄奘已经超出了佛教的本身，成为整个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
二
我国学术界对玄奘的研究与国外的重视是分不开的。1904年，当时在《史学界》第6卷2期上曾经刊出了日本学者山下寅次撰写的《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记〉中所见到的都货罗国和〈汉书·西域传〉中所见到的月氏国之考证》一文，这大概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与玄奘研究有关的文章，虽然此文为外国学者撰写，但是它却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揭示了国外对玄奘的研究成果已经开始进入到中国，正在引起国内学界人士的注意。
1915年学者丁谦在《方志月刊》六卷二期至六期发表了《西域记考证》，此文于1934在年南京出版，后收入在《浙江图书馆丛书集成》第二集之“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到50年代前，国内学者发表了有关与《西域记》地理有关的文章十余篇，其中有陈寅恪、陈垣和冯承均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又以冯承均的研究最集中。此外国内学者还译介了一批国外学者的著作。梁启超是一位视角敏锐，求知求新的国学大师，他早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就谈到了玄奘研究的问题，当南京欧阳竟无领导的支那内学院完成了校注本《慈恩传》后，1924年他在《东方杂志》第21卷第7期上发表了《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把已经形成的一些想法，重新提了出来。在这篇文章里，梁先生对玄奘的年龄提出了置疑，开了20世纪研究玄奘年龄之先，对后世起过重要的影响。已故的著名佛学家汤用彤先生曾对玄奘大师从人格、学问、事业三个方面做了阐说，指出玄奘在人格上能不杂埃尘，匡振愦纲，涉风波而不倦，对万乘而愈高：在学问上有知识分子的诚实，知识分子勇于追求真理的勇气：在事业上欲使佛学在中国扎根，翻经旨在另外创立哲学语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0世纪初二、三十年代，佛学在我国一度复兴，佛教界内外有不少人对唯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时成为近代佛学研究的主流。欧阳竟无领导的南京金陵刻经处和支那内学院与韩清净领导的北平三时学会都对唯识理论和典籍做了深入地研究和整理、印刷流通。章太炎、梁启超、梁漱冥、熊十力等人还借助于唯识理论，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至于与玄奘法师有关的唯识学研究，则在这一时期一直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学问，因它属于佛教思想的范畴，因此不在这里论述了，可参考笔者专文。[1]总之，1950年以前，有关玄奘本人研究的文章并不是太多，但是研究的成果比较显著，因之为后来的研究找下了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到1956年时，我国的政治生活局面基本上是正常的，学术界的活动也较为繁荣。1957年后，我国政治生活受到了来自“左”倾思想的干扰，与玄奘研究有密切关系的佛教被视为唯心主义，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佛教的研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扼制，许多领域被人们视为禁区，而不敢涉入。但是玄奘的研究却时而有之，据笔者所见，到1960年以前，大陆学术界出版的有关玄奘的书籍约26种，以后不再见到过这方面的书目。在这些书籍中，有的是通俗介绍性读物，有的是过去的名著再版，用新的观点来撰写的书，主要是田光烈的《玄奘及其哲学思想中之辩证法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和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田著从“缘起论”、“中道观”和“因明学”三方面入手，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阐明玄奘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任著则介绍和分析了法相宗的哲学思想，肯定了其“在中国佛教史上可谓最忠实于印度大乘有宗的哲学体系的”特征。此外，中国佛教协会的三时学会于1959年油印了韩清净的《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论汇编》，共100卷，对深入唯识学的研究做了贡献。还出版了英文版的《玄奘法师传》。岑仲勉的有关突厥史料补厥及考证的书、冯家升的《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中国科学院，1953年)和贺昌群翻译的日本学者羽溪了谛的《西域之佛教》一书等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53年以后，全国最重要的佛教专业刊物--《现代佛学》刊载了吕澄、向达、郭元兴等人撰写的与玄奘有关的文章约10余篇，加上各地报纸和一些学术刊物刊出的文章，大概在50篇左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关学术研究的活动基本停止，佛教乃至玄奘研究的活动不再进行，直到1978年后才彻底改变。
总之，从1949年到1978年约30年间，中国大陆出版了佛教书籍几十种，与玄奘有关的占了三分之二，所发表的佛学文章约550篇左右，与玄奘有关的约占十分之一。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目录都收集在《玄奘论集》[2]附录中，可供参考。
1950年代以后，玄奘的研究开始在大陆和台湾省两地都成为研究的热点，但是双方的侧重点不一样。大陆因受政治的影响，玄奘是被作为一名佛教文化名人的面貌出现的，其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被佛教界认可，并将其作为与南亚各国和日本佛教界之间友好联系的使者。这些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只是在一个小范围和局部内产生，远没有走上社会。在台湾，一些学者和僧界人士主要是对玄奘的生平研究非常感兴趣，作了各种考证，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全部被张曼涛先生收入其编的书中。大陆学者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因受种种影响，这些成果在当时有好多没有得到机会发表，十分可惜。作为一位伟人，海峡两岸的人士都对玄奘的评价很高，而且表达的言语几乎雷同，这说明玄奘是一名超越了政治的伟人。
1978年党中央实行拨乱反正，学术界开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佛教的研究开始繁荣起来，于是有关玄奘的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和主要课题，并且围绕玄奘的研究及其作品形成了多学科的研究，涉及了广泛领域。最早发表成果的仍是有关《西域记》的内容，继之是有关佛经翻译与理论的文章，再后就是玄奘和唯识学，以及因明等方面的文章，到1990年代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已经出版的了直接与玄奘有关的论著约34本，论文至少130篇。如果加上间接与玄奘有关的著作或论文，恐怕不下500篇。90年代以后，玄奘研究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2年8月，玄奘研究中心成立，标志着我国玄奘研究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大陆召开了两届玄奘国际学术讨论会，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学者参加，美国、俄罗斯、德国、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泊尔等9个国家。中国大陆有关玄奘的研究专著和刊物《玄奘研究》，以及论文集和学术专著《玄奘研究》等都得到出版，一个研究玄奘的热潮正在兴起，与此相关的唯识学研究也开始随之兴起。但是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次推动玄奘研究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于宗教界，而是由学术界发起的，台湾省也在90年代佛教界成立了玄奘大学，但是这个学校却没有研究玄奘的机构。
总之，20世纪我国对玄奘研究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50年代以前，学术界开始受到国外学术成果的影响，对《大唐西域记》和中亚地理进行研究，开创了现代玄奘研究的风气；这一时期，佛学在我国复兴，佛教界内外有不少人对唯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时成为近代佛学研究的主流，玄奘所建立的唯识法相学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50年代以后，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和著名的文化使者，玄奘得到了国内各界人士的尊敬，召开纪念会和刻印《玄奘全集》成为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主要特色。台湾张曼涛主编，大乘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00卷中的第2卷和第36卷两册收入了玄奘研究的34篇论文，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玄奘研究的精华与集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80年代以后，随着佛教的复兴，玄奘的价值再一次被人们重新认识，特别是中国玄奘研究中心的成立，使玄奘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玄奘是一个世界文化名人，其贡献和影响是巨大的，鲁迅称他为中国人的“脊梁”，是当之无愧的。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越来越多的玄奘研究成果将会不断涌出。
三
1979年吕澄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出版，标志着现代中国大陆学术界开始了中国佛教史的通史性研究。玄奘作为中国佛教史中划时代的人物，受到了佛教史学家的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吕澄认为，“但公正的说，印度的佛学从汉末传来中国，直到唐初的几百年间，真正能够传译印度学说的本来面目的，还要算唐玄奘这一家。”(同书，第186页)与此同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汤用彤等人也出版了有关唐代佛教史的著作，郭朋撰写了《隋唐佛教》，方立天等人发表了有关佛教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著作。上述学者不管他们对佛教采取什么观点，但应该肯定，凡是阐述有关唐代佛教的，不可能把玄奘排除在外，他对佛教所做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虽然当时各家对玄奘的“唯心主义”之唯识说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然对他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基本上给予了一个积极的评价。如范文澜说：“玄奘战胜五天竺佛学者，取得无上荣誉，标志着中国佛学已经超越天竺。”(《唐代佛教》，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这个观点从爱国主义的立场上来讲，为中国僧人和佛教取得了荣誉，应该给予肯定，但从佛学本身来看，玄奘仍然是忠实地传授印度佛学，虽然他的成就远远超出了当时印度一般学者的水平，可是还并不能说明他代表了“中国佛学”，所以，玄奘在佛学上继承和发展了印度佛学理论，对中国佛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也中一般从事佛学研究工作者的态度。总之，由于玄奘对佛学的贡献，以及他在唐代佛教的地位，早就引起了佛教史家的重视，称他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伟人是决不过分的。
印度学者曾说“如果说征服者通过战争征服，给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的话，那么，和平的使者不顾个人安危得失，不远千山万水，传播和平的声音。中国著名的佛教徒玄奘就是这样一位和平的使者，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1982年，向达辑的《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中华书局)出版，表示我国学术界再次开始了对这一学术问题的研究。越二年，周连宽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出版。此书重在考证和研究，作者对《西域记》里所载的一些国家和民族宗教、人文、地理史等各种现象做了综合性的描述，对不同的观点和说法做了精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资料运用上，也较为丰富，既有中国历代古籍，也有欧、日等国的著名学者和著作，还辑录了各种观点，便利于学者通盘地鸟瞰。如在“(去曷)盘陀国考”节里，作者不仅列举了各种资料对此地的称谓，着重指出，该地现在所在的位置，而且还将(去曷)盘国与迦含罗国做了比较研究，指出它们的区别，强调“玄奘所述葱岭，虽范围较广，但仍与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脉)区别开来。”(第194页)以说明葱岭与雪山有时也是特定的二个不同的山岭，不能混淆。作者最后认为，现存各种版本的《西域记》里都题为：“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大总持寺沙门辨机撰”或题“唐释玄奘译 辨机撰”，应改为“唐释率奘撰 辨机编次”为妥。季羡林等人集体合作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其特点是主要表现在校注精到，详释，在版本学上有一定的价值。参加本书具体工作的学者均为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体现了现阶段学术研究集思广益，发扬集体力量的优势，改变了过去学术界总是依靠个人的力量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情况。范祥雍所写的“校勘例言”对现存的各种版本做了较好的概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书在引用资料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主要是引用了很多西文著作，特别是南亚地区人士的专著。又由于出版年代新，故在资料的集辑方面，具有新的特点。但是，该书在介绍国内外《西域记》研究情况方面还很不够，读者不能了解有关这方面情况的发展过和程和线索，太遗憾了。倒是谢方的《〈大唐西域记〉的校注本将整理出版》(《中国史研究动态》1978年试刊)一文对此有些简略介绍，可弥补《校注》一书的不足。我国对《西域记》的研究始于清代的丁谦。笔者认为，还可将年限往前推一些，以乾隆年间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为发端。此外，季羡林等人还对《大唐西域记》做了今译，章巽、芮传明等做了导读等有益的工作。有关《西域记》的藏文资料也有论文面世。在现代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西北地区的一些学术刊物上，常年刊有这方面的文章。学者将法显的《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两书都提出了一些地理名词，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成为近代科学地理命名的先导，有的直到今天仍被采用。它们不同之处在于：《大唐西域记》以空间描写的完整真实感见长，《佛国记》则以其时间概念明晰，历史感浓厚而著称。所以从地理学上看，《大唐西域记》的价值远远超过《佛国记》。还有学者对《大唐西域记》和《西游记》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认为“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过程中可能并没有读过《大唐西域记》。如果这个感觉是对的，那么，《西域记》便没有对《西游记》发生过直接影响，而一切影响都是间接发生的。”台湾学者李志夫曾对玄奘在印度游学与《华严经》中善财童子之参学相关路线做了缜密的考察和比较研究。指出，“善财童子之参学地区，不但是说明佛教，乃至大乘初期的印度南方展开之事实：也说明了，此一地区在古今印度都是重要的；更是印度文化向东南亚发展之发源地。而玄奘大师所西游之路线，乃是印度先期各时代殖民、以及部派佛教、乃至大乘发展路线所做之巡礼。也是印度文化经由西北转入东方之路线。善财童子之参学，影响了中国华严宗的成立；玄奘大师之游学形成了中国之法相宗。华严学在佛学史之综合上，超越上，都是世界哲学史上之最；而唯识学在分析上、至少在各宗派上，也是比较更有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