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5/17 22:46:58 NPO 喇嘛網 編輯部
中國佛教偽經研究概述
楊梅
探討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或者說佛教的中國化過程,偽經是不可忽略的材料。中國佛教偽經的創作幾乎與佛教的傳入同步。長期以來,在中國,人們製作了各種各樣的偽經。我們與其將它們看成是中國的佛教信徒擺脫印度佛教影響,不如說是中國信徒根據本土需要而進行的創造性活動。通過對佛教偽經的創作及其社會影響諸方面的考察,可以進一步探索中國本土資源如何消化外來思想、外來思想如何適應中國本土文化,以及這種融合對民眾現實生活的影響。換言之,偽經研究對我們理解中國佛教信仰的實態具有重大意義。
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佛教偽經研究已經持續了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大致可劃分為兩個時期。
一 20世紀初——70年代中期 對偽經文獻的介紹、整理、文本和教義研究
1,偽經問題的提出和對偽經文獻的介紹整理
雖然歷代佛教學者從辨偽存真的角度對疑偽經問題多方關注,但是將疑偽經問題作為一個學術問題來探討則是近代以後的事。20世紀前後關於《大乘起信論》真偽、作者、年代的探討,在中日學術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1】這場持續了多年的學界公案,確實引起了人們對佛教經典的真偽及中國佛教的思想純潔性的一些思考,但這時基本上是就事論事,當時學界還未將疑偽經作為一種特殊現象來考察。【2】
對疑偽經的關注與敦煌寫卷的研究密切相關。二十世紀初,敦煌等地發現了大量的古寫經,經調查發現,其中存在大量的疑偽經典,這為學界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研究角度。伯希和最早注意到偽經並對其價值進行了介紹,他在法國金石文學院發表一次名為“Le r?le des apocryphes bouddhiques en Asie centrale et en Chine”的演講(未刊稿,可參見1911年會議記錄,290-291頁;及Journal asiatique, Ⅰ(1911),579-580頁)。他使西方世界的學者第一次認識到疑偽經文獻,尤其是保存在敦煌的文獻。敦煌佛教文獻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被陸續整理和公佈,更引起了佛教研究的大變化。日本學者如望月信亨和矢吹慶輝等人先後就疑偽經的存在和意義發表了一些看法。【3】矢吹慶輝並整理了大量的敦煌文獻,辨認出很多疑偽經和古佚經,他的成果後來被收入《大正藏》第85冊“古佚部疑似部”。在當時,能注意到並利用這批敦煌新發現卷子,是對佛教研究的一大貢獻。但由於當時客觀條件及研究水準所限,《大正藏》第85冊在疑偽經文獻的收錄上,覆蓋面很有限,有大量經卷未收入,而且收入了很多殘卷,目前利用價值並不大。
作為敦煌佛教文獻整理工作的一部分,一些佛教疑偽經典也被中國學者如李翊灼、王重民等人予以著錄。(李翊灼《敦煌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錄——附疑偽外道目錄》,《佛學叢報》,8輯,1923;載黃永武編《敦煌叢刊初集》(5),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第355頁。陳垣《敦煌劫餘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1931;載《敦煌叢刊初集》(3、4);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北京:商務印書館, 1958,1979年中華書局新1版;等。)
敦煌文獻早期整理過程中的一大貢獻是發現了早已從歷代佛教史中失去蹤影的三階教籍。這主要歸功於矢吹慶輝。他對敦煌相關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做出了很大貢獻,並出版《三階教研究》一書(岩波書店,1927年, 1974年再版)。該書搜羅分散在各地的敦煌卷子及日本舊藏三階教殘卷,複證之以史實,於三階教史、教籍、教義,論之甚詳,至今仍是三階教研究者無法跨越的開創性巨著。后来,西本照真在此大著的基础上,推出名字、结构相当的《三阶教の研究》(东京:春秋社,1998)。
2,對偽經文本和思想內容的研究
王國維首先注意到史書與佛教典籍關於《大雲經》記載的不同,並就其與新發現之敦煌本《大雲經疏》的關係作了推測(《唐寫本〈大雲經疏〉跋》,《觀堂集林》卷21,1923;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30—631頁)。陳寅恪則進一步推翻了《大雲經》是武則天時期偽造符讖的說法(《武曌與佛教》,原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1935;收入《金明觀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第153—174頁)。湯用彤並于《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對偽經問題作了進一步探討(北京:商務印書館,1938;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再版),本書第十五章《南北朝釋教撰述》有“偽書”條,對六朝偽經創作的社會背景做了考察;第十九章又對《提謂波利經》和三階教進行了考察,揭示了六朝偽經和佛教戒律及末法思想的關係。陳寅恪還注意到唐人對偽經《心王投陀經》及《法句經》的利用,只是他評價兩經“了無精義,蓋偽經之下品也。”(《敦煌本〈心王投陀經〉及〈法句經〉跋尾》,《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39;收入《金明觀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1,第201—202頁)。從偽經研究的角度來看,這種看法似嫌偏頗,需要重新審視。
望月信亨《佛教經典成立史論》之後編“異經及疑偽經論研究”是此時關於疑偽經典最全面的論述,書中,作者用了幾百頁的篇幅深入分析了大量偽經經典的起源(法藏館,1946,1978年再版)。
相對而言,雖然是伯希和最早注意到偽經並對其價值進行了介紹,但此後幾十年的時間中,西方的佛教偽經研究領域幾乎一片沉寂。1954——1955年,戴密微才開始重提這一話題(Paul Demiéville, Apocryphes bouddhiques en Chine, Annuaire du Collège de Fran?e, LIF,1954,246-249; Lv Paris 1955, pp. 237-240。)。此後,他並圍繞地藏十王信仰為中心進行了一些探討。
其後,繼續有學者就一些偽經展開文本和目錄學的研究,多數仍側重於考察經之真偽、其教義思想等方面的內容。【4】不过,有的学者如道端良秀、平秀道等确实已经开始探讨伪经产生的社会背景,《宗教研究》,142号,1954;牧田谛亮《中国に于ける民俗佛教成立の一过程——泗州大圣僧伽和尚につぃて》,《东方学报》,京都第25册,1954;平秀道:《谶纬思想と佛教经典》,《龙谷大学论丛》347号,1954,第123—141页;等)。牧田谛亮专著《疑经研究》中的大部分文章在1976年结集出版前也已相次发表。【5】矢吹庆辉、望月信亨、牧田谛亮等学者揭示了伪经是分别汉传佛教中本土元素的无法取代的资源。他们认识到:伪经为了解传统亚洲社会的宗教、文化、政治发展的世俗描述提供了重大线索。伪经已被视为中国佛教研究的重要研究资料。
二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今 对伪经文献的社会学、历史学考察
1,對偽經文獻的社會學、歷史學考察
牧田諦亮的大作《疑經研究》於1976年出版,這是佛教偽經研究領域的突破之作。本書中,他對中國佛教偽經存在的問題點進行了詳細考察,同時力圖探討每部偽經的現存狀況、成立背景,並將不同的古寫本進行互相校勘。這一著作的出版,對於偽經研究狀態和研究方法的轉變有重大的意義,引起了人們對偽經文獻更多的關注和認識。【6】不過,雖然本書力圖去揭示偽經創作背後的東西,但由於涉獵廣泛,覆蓋面廣,從而流於系統的論述,而疏於重點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對偽經與社會歷史背景的關係,用力遠遠不夠。
砂山稔和气贺泽保规等人的论文也体现了将伪经文献和社会历史研究结合的努力(砂山稔《月光童子刘景晖の反乱と首罗比丘经》,《东方学》51辑,1976,第113—117页;气贺泽保规《隋末弥勒教の乱ぉめぐる一考察》,《佛教史学研究》,23卷1号,1981,第15—32页;冈部和雄《民众佛教の位相——伪经の命?a href=mailto:おたどって》,东ァジァ佛教第3卷《新佛教の兴隆——东ァジァの佛教思想Ⅱ》,春秋社,1997年,第185—226页)。
這一時期最突出的現象是西方佛教學者的加入,他們在偽經研究領域作出了重大貢獻。此前,許理和和陳觀勝等人在探討佛教中國化的過程時,雖然有所涉及,但都所論不深。【7】到了1976年,富安敦在其专著《7世纪晚期中国的政治宣传和理念》中相当明确地指出,佛教伪经也为传统亚洲社会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发展的世俗描述提供了有价值的确证(Antonino>おたどって》,东ァジァ佛教第3卷《新佛教の兴隆——东ァジァの佛教思想Ⅱ》,春秋社,1997年,第185—226页)。
這一時期最突出的現象是西方佛教學者的加入,他們在偽經研究領域作出了重大貢獻。此前,許理和和陳觀勝等人在探討佛教中國化的過程時,雖然有所涉及,但都所論不深。【7】到了1976年,富安敦在其專著《7世紀晚期中國的政治宣傳和理念》中相當明確地指出,佛教偽經也為傳統亞洲社會的宗教、文化和政治發展的世俗描述提供了有價值的確證(Antonino Fort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uthors and Function of the Tunhuang Ducument S. 6502 Followed by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Napoli, 1976.)。
繼1980年發表了關於道教對佛教的吸收借用的論文之後(Erik Zürcher, Buddhist Influence on Early Taosim: A Survey of Scriptural Evidence, T’oung Pao LⅩⅥ,1-3),許理和又於1982年開始論證活躍在中國早期佛教中的“道教的回流”,發表了《月光童子:中古中國早期佛教中的彌塞亞主義與末世論》(Prince Moonlight: Messianism and Eschatology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T’oung Pao LⅩⅧ,1-3(1982), pp. 1-59.),這是至今為止有關佛——道融合研究方面最為重要的一篇論文,它以偽經《首羅比丘經》為線索,整理分析了有關一組非常“不正統”,且潛在地具有“顛覆性”的關於月光童子的經典,考察道教末世彌塞亞主義如何逐漸進入佛教經典領域,及月光童子信仰在中國的出現及其與當時政治、社會的關係等問題。【8】本文無論從方法論的意義還是從寫作的角度,都是典範之作。其內容翔實的注釋也給我們提供了大量豐富的資訊和新的研究視角。只是由於歷史資料的缺乏,他仍然無法將經典文本中的有關月光童子的角色地位和當時的歷史背景更緊密的結合起來。不過,這個問題不針對他一人,對治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的學者來說,是一個普遍的困擾。
萊伊《中國最早的平民佛教——〈提謂波利經〉及其歷史意義》也是從社會、歷史的角度探討偽經的個案研究(Whalen W. Lai, The Early Folk Buddhist Religion in China: T’i-wei Po-li ching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David W. Chappell ed., Buddhist and Taoist Practice in Medieval Chinese Societ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7, pp. 11-35)。他從教義的角度分析了這一“前小乘”(Pre—Hinayāna)的產生、消亡及對漢地佛教產生的影響,它所代表的人天教與其社會組織即邑義或邑會的關係;他還認為,北魏歷史上有兩個問題,即北周武帝的滅佛事件及中國大乘佛教的崛起,都可以通過《提謂經》的視角去解決。事實上,在萊伊之前,陳觀勝曾經對該經內容進行過簡單的介紹,但關於此經的創作意圖和它激發的社會運動的歷史意義,陳書並未深入探討(Kenneth Ch’e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pp. 56-58)。
由於上述諸位學者的努力,偽經研究已成為西方從事東亞佛教研究的學者的一個主要話題,近年還出版了幾部重要的偽經研究專著。巴斯韋爾主編的《中國佛教偽經》集中了十位傑出學者的論文(Robert E. Buswell,ed.,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Univ. of Hawaii Press, 1990)。其中德野京子《中國佛教經錄中的本土撰述》和富安敦《中國佛教中“正統”觀念的相對性:智升對師利的指控及〈法鏡經〉之禁斷》,分別考察了佛教目錄學家清除偽經的標準和中國佛教史上“正統”和“偽妄”概念的相對性。司馬虛《佛教咒書〈灌頂經〉考》考察了此經中的道教因素,認為它不僅反映了印度經典文體在中國的發展,在中國儀式類經典中亦佔有一定的地位。他指出“許多中國佛教撰述,只有通過道教這一類比物才能被完全理解”,“必須連同與其同時同區域的道教文獻一起被研究。”柏夷《超越之途——道教經典中“地”之概念》考察了幾部早期道教經典中對道教與佛教的相互滲透。萊伊《〈占察經〉:中古中國的宗教與巫術》不僅考察了此經的創作時間、流行區域等具體問題,更對偽經研究乃至佛教研究的一些問題做了深入思考,如把義學作為上層精英分子之反思,而將占卜當作民眾迷信的低級形態這種簡單的兩分法是否可行。萊伊認為這種兩分模式是扭曲而非澄清了事實。事實上,有些經典同時具有高深的義學水準和低俗的巫術內容,從而同時為上層精英分子和普通大眾所尊奉。他認為《占察經》就提供了一個有趣的個案,可以由此考察巫術和宗教在中古中國佛教實踐中的關係。馬克?愛德華?列維《對三階教的迫害:作為政治問題的偽經》,基於對三階教教義的研究,對其屢遭被禁的命運做出了解釋。和以往研究認為對三階教的迫害是因為對它反對現實政權的觀點不同(代表性的觀點見矢吹慶輝《三階教の研究》;牧田諦亮在自己的分類中,將三階教典列入“批評統治階層的政策的”一類;Kenneth Ch’en, Bu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4, p.300),他認為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官方”佛教的排斥,對三階教的鎮壓實乃由僧團內部矛盾上升為國家政治問題的。他進一步指出,對“偽經”的判定常常是出於權力的延伸,而非單純文本作偽問題;處理偽經問題時一定要慎重,不僅要從經錄等傳統文獻中著手,也要考慮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總的來說,《中國佛教偽經》一書試圖將當時偽經研究的代表性作品集中起來,其中幾篇文章確實開始討論偽經對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影響,但所收論文仍然偏重于文本的真偽和“經”的合法性的研究;對社會史的考察,並未突破此前許理和、萊伊等人的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不過,巴斯韋爾為本書所寫的引言“佛教偽經研究緒論”本身就是偽經研究的重要成果。緒論中,他就佛教偽經的多重價值、“佛教偽經”之定義和佛教徒判定“經”之真偽的標準、佛教偽經研究的課題、偽經研究方法、中國之外的偽經對中國及域外佛教發展之影響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細緻的探討。
巴斯韋爾對偽經問題的思考此前已經進行。他的專著《中朝兩國禪思想的形成——佛教偽經〈金剛三昧經〉》於1989年出版(The Formation of Ch’an Ideology in China and Korea: the Vajrasamadhi-sutra, a Buddhist Apocryph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它的核心雖然是禪宗從中國傳入朝鮮的過程,但絕非是僅僅對一部偽經的個案考察,而是貫穿著作者對佛教與佛教研究的深入思考,他認為要打破按國別、地域的限制,應該對作為一個整體“東亞佛教模式”進行研究。作者的視域廣,思考也具有一定深度。不過,作者對偽經的形成及佛教漢化的論述,過於強調需求——回應的理論,即由於印度或中亞傳來的經典常無法滿足東亞佛教的預設或需要,於是出現偽經的創作來實現這一目的。通過對偽經創作動機或產生背景的深入分析,我們會發現,作為東亞佛教特殊現象的偽經的創作,其原因要更為複雜。這種複雜的動機和背景正是我們需要謹慎對待和細緻區別的。
太史文《〈十王經〉和中古中國佛教地獄觀之形成》(Stephen F. Teiser,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 1994. 可參考楊繼東對此書的評論,《唐研究》第三卷)通過敦煌保存下來的偽經《十王經》的考察,探討了地獄觀之形成所依賴並不斷塑造著的日常生活實踐,以此來說明何謂“真正的佛教”。他將重點放在十王信仰的文化和社會層面上,尤其是這種信仰與普通民眾的關係及其社會功能上。在這部傑出的偽經專著中,太史文並提出了許多引人思考的問題,如十王觀念如何傳承?十王信仰如何獲得正統性?對大多數不會讀寫的人們來說,如何將信仰付諸於實踐?民眾如何理解經典的含義?在世俗教育與宗教宣傳之間是否存在重疊?等等。
木村清孝編《疑偽佛典綜合研究》(木村清孝編《疑偽佛典の綜合的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0)收入田中公明《〈金剛峻經〉與吐蕃佛教》、落合俊典《〈慈仁問八十種好經〉研究》、木村清孝《〈佛性海藏經〉之思想史特點》、《〈化珠保命真經〉的創作及其在日本的流傳》、西本照真《〈三階佛法〉諸本的形成與傳播》等9篇論文。木村雖然在“前言”中指出本論文集的兩個目的是:1,探討疑偽佛典產生的內在理由;2,從東亞佛教的整體視野出發,通過個別疑偽佛典的內容進行分析、檢討,考察疑偽佛典創作、流傳的時代和社會實況。可惜,在本集論文中見不到到對相關問題的深入探討。不過,從木村前言中,可以看出日本和歐美國家在這一領域的互相促進與互相發明。
2001年,傑米?哈伯德發表〈絕迷深悟,圓滿正覺——一中國異教之沉浮〉(Jamie ard,Absolute Delusion, Perfect Buddhahoo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Heres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這是繼矢吹慶輝《三階教の研究》和西本照真《三階教の研究》之後第三部三階教專著,也是唯一的一部三階教西文專著。它的出版,說明了即使在一些研究已比較透徹的領域,仍有許多問題可以繼續深入探討。除此之外,西本照真和張總也分別對矢吹慶輝之後新發現的三階教資料進行了介紹(西本照真《三階教文獻綜述》,載方廣錩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四輯,宗教文化出版社,98,第364-382頁;張總《陝西新發現的唐代三階教刻經窟初識〉》,榮新江主編《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第169-200頁)。
在此期間,陳祚龍、杜鬥城、李際甯、楊曾文、孫修身、張總等人對此課題也有不同程度的涉足。【9】值得參考的論文還有王微《禁食酒肉——從敦煌文書看中國佛教的特性》(Pas d'alcool, pas de viande:une particularité du bouddhisme chinois,in Cahiers d’Extrême - Asie,11.2000, pp.91-128。)、郭麗英《中國佛教偽經探討》(Sur les apocryphes bouddhiques chinois, Bulletin de l’E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87-2 (2000),p.677-705.)及《敦煌漢傳密教經典研究:以金剛峻經為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七期,北京:中華書局,2004,第327-337頁)。還有一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即白化文《〈首羅比丘見五百仙人並見月光童子經〉校錄》(《法音》,1988年12月,第2輯)、圓空《〈新菩薩經〉、〈勸善經〉、〈救諸終生苦難經〉校錄及其流傳背景之探討》(《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第51-62頁)、張子開《敦煌寫本斯136、417、622號佛經初探》(《宗教學研究》,1997年第2期)、王惠民《北魏佛教傳帖原件〈大慈如來告疏〉研究》(《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第42-47頁)、邰惠莉《敦煌寫本〈佛圖澄所化經〉初探》(《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第96-100頁)。這幾篇文章都進行了校錄工作,但它們對這些經的性質、產生背景、流傳等相關問題的解釋還需進一步探討。更重要的是,目前尚未將這幾部經看成是一個偽經系統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發展。怎樣對它們的文本、內容進行更準確的把握,如何將它們復原到當時的社會背景中,考察民眾的實際信仰狀況,在以後的研究中值得特別注意。
2,文獻考證、教義研究
雖然一個大的趨勢是要建立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偽經研究”,也即將文獻學考證與社會歷史研究相結合。不過,文獻學工作永遠是前提,日本學者一直沒有中斷這一傳統,相關研究成果不斷湧現。【10】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佛學研究者也注意到偽經文獻對佛教研究的價值。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中將偽經單獨列為一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體現了此時佛教研究的新動向。同時,方廣錩先後發表相關論文多篇,【11】其中,《敦煌遺書〈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簡析》將傳統經錄確定為疑偽經的《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依據敦煌文獻中保存的該經,以充分的證據證明該經是從域外傳入的翻譯佛典。這篇論文提示我們,這一領域的研究一定要首先分清真偽之別。對敦煌佛教文獻的分類設想也體現了他對偽經的特別關注,他提出應該按“古代中國實際流行的分類法”,將敦煌佛教文獻分為正藏、別藏、天臺教典、毗尼藏、禪藏、宣教通俗文書、疑偽經、敦煌寺院文書等八類(《敦煌漢文遺書分類法(草案)及說明》,《敦煌學佛教學論叢》(上),香港: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1998,第87-157頁)。同時。《敦煌學大辭典》中方廣錩撰寫的佛教疑偽經各詞條,是對此前偽經研究成果的階段性總結(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
3,新文獻的發現整理
新材料的發現為偽經研究領域乃至中國佛教史研究領域提出了新的課題。此時令人矚目的成果,一是名古屋七寺所藏一切經中古逸經典的發現與整理,二是中國藏外佛教文獻的編輯出版。
名古屋七寺所藏一切經中有相當數量的偽經,包括《佛說毗羅三昧經》二卷、《佛說清淨法行經》一卷、《佛說安墓經》一卷、《佛說頭陀經》一卷、《佛說佛名經》十六卷、《佛說招魂經》《佛說觀世音三昧經》《佛說救護身命經》,後三者更是寫本已經不存在的稀世珍本。中日雙方佛教研究者都對此投入了極大的熱情,文獻整理和相關研究成果體現在落合俊典主編、牧田諦亮監修的《中國撰述經典》 (七寺古逸經典叢書)1—6卷中。這套叢書從1994年至1998年先後出版,集中了最新的研究成果。關於日本所存的寫本一切經的價值,還可參見方廣錩《寫本一切經的資料價值》(《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京戶慈光《傳入日本的中國佛教疑偽經典》(《敦煌學輯刊》,1996年第1期,第65-86頁)、落合俊典《七寺所藏古逸經典群籍與中國佛教》(《佛學研究》,1996,第230-232頁)。
方廣錩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目前已經出版九輯。其中,偽經的整理與研究也占了相當比重,雖然其中收錄的偽經文獻有的已見於《大正藏》,但《藏外佛教文獻》中使用的校本更多,校錄更嚴謹,因此,使用價值更高。
以上對近百年的佛教偽經研究狀況進行了簡單的回顧。偽經研究是一個複雜的課題,而相關研究成果也層出不窮,本文只能擇其要者進行粗略的羅列和評述,遺漏者肯定還有不少。但從這簡單的回顧也可以看出,偽經研究雖然存在著微觀研究的全盛這樣一個事實,但嚴格意義上的偽經研究尚未成熟,問題就在於如何把它們同當時的社會歷史文化思想結合起來,這是一個難題,也是一個尚待深化的課題。
注釋:
【1】關於大乘起信論的研究,可參見黃夏年《二十世紀〈大乘起信論〉研究述評》,《華林》,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309—326頁。
【2】望月信亨《大乘起信論之研究》(金尾文淵堂,1922年)中有專門探討疑偽經之撰述。
【3】望月信亨《疑似經と偽妄經》(一)—(四),《佛書研究》32—35號,1917年;矢吹慶輝《墩煌出土疑偽古佛典に就て》,《宗教研究》3卷10號,1919年。井上右近《偽作經典の意義》,〈中外日報〉7297號,1924;深埔正文《偽經の意義とその由來》,《密宗學報》,140號,1925;同氏《偽經論》,《中外日報》7691-7695號,1925;望月信亨《支那撰述の疑偽經》,《佛教學年報》2號,1930;矢吹慶輝《支那佛教史と現存偽經——敦煌出土現存偽經を中心として》,《宗教研究》特輯號《現代佛教の研究》,1931;《敦煌出土古寫佛典に就いて》,岩波書店,1932。後來進一步整理補充,收入《鳴沙餘韻解說》第二部 《疑偽佛典及び墩煌出土疑偽古佛典に就いて》,《鳴沙餘韻 解說篇》,岩波書店,1933年。
【4】主要有:水野弘原《菩提達摹と二入四行論と金剛三昧經》,《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卷2號,695-697;水野弘原《菩提達摹と二入四行論と金剛三昧經》,駒澤大學研究紀要)13號,1955,35-37;小笠原宣秀《佛說齋法清淨經》,西域文化研究會編〈西域文化研究〉第一,法藏館,1958,214-215;水野弘原《偽作の法句經について》,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究紀要)19,1961年;井ノロ泰淳《敦煌本〈佛說佛名經〉の諸系統》,《東方學報》京都第35冊,1964,第397—438頁;岩佐貫三《十王思想の諸系統と日本的攝取》,《印度學佛教學研究》,12卷2號,1964,225-228;鐮田茂雄《究竟大悲經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卷2號,695-697;岡部和雄《盂蘭盆經の譯經史的考察》,《宗教研究》37卷3號,1964,第59—78頁;田中良昭《偽作の法句經と疏異本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2—1,1974年;收入氏著《敦煌禪宗の文獻研究》,大東出版社,1983年;等等。
【5】各篇章分別刊登如下:《淨度三昧經とその敦煌本》,佛教大學學報,1960,第111—131頁;《敦煌出土要行捨身經》,《西域文化研究》第六,1963,第179—194頁;《中國にをける疑經研究敍說——敦煌出土疑偽類をめぐって》,《東方學報》,京都第35冊,1964, 第337—396頁;《佛說像法決疑經につぃて》,結城教授頌壽紀念論文集刊行會編〈佛教思想史論集〉,大藏出版社,1964,第591-619頁;《三廚經と五廚經——佛經と道經の混淆につぃて》,《聖德太子研究》2號,1966,第23—44頁;《觀世音三昧經の研究——六朝觀音信仰の基盤》,《佛教大學人文學論集》1號,1967, 第53—75頁;《敦煌本提謂經の研究(上)》,佛教大學大學院紀要,1號,1968;《北魏の庶民經典につぃて》,橫超慧日編 《北魏佛教の研究》,法藏館,1970,第375—406頁;《敦煌本提謂經の研究(下)——安世高分別善惡所起經とその類似》,《佛教大學大學院紀要》2號,1971;《中國佛教史と疑經——中國佛教史に對する疑問》,《三藏集》2號,1975。
【6】關於此書出版前的疑偽經文獻和相關研究面臨的尷尬局面,可參見牧田諦亮《新疑經研究敍說》,載落合俊典主編,牧田諦亮監修《中國撰述經典》(“七寺古逸經典叢書”第1卷,大東出版社,1994),第424頁;及《疑經研究の進後の課題》,《中國撰述經典》之四,第595頁;郝春文主編《敦煌文獻論集——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第474頁。
【7】Erik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op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2vols, Sinica Leidensia, ⅩⅡ, E. J. Brill, Leiden, 1959; Kenneth Ch’en, Bu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Kenneth Ch’en, Filial Piety in Chinese Buddhis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ⅩⅩⅤⅢ,1969, pp. 81-97; Kenneth Ch’e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8】關於早期佛教中的末世論和彌塞亞主義,許理和此前有專文介紹:Eschatology and Messianism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in W. L. Idema, ed., Leyden Studies in Sinology, Leiden 1981,pp.34-56。
【9】陳祚龍《看了敦煌古抄〈佛說盂蘭盆經贊述〉》,《敦煌學》12輯,臺北 1987,第13—82頁;朱恒夫《〈佛說盂蘭盆經〉的影響與對該經真偽的看法》,〈世界宗教研究〉,1987.2;馬世長《〈父母恩重經〉寫本與變相》,《敦煌研究》15期,1988,第44-45頁;杜鬥城《關於敦煌本〈佛說十王經〉的幾個問題》,《世界宗教研究》,1987.2,後收入《中國敦煌學百年文庫》(宗教卷2),甘肅文化出版社,蘭州 1999,第235-246頁;杜鬥城《從敦煌本〈佛說十王經〉看中國民間“七七齋”的源流》,《中國文物世界》,香港,1990.10; 後收入《中國敦煌學百年文庫》(宗教卷1),第196-200頁;杜鬥城《敦煌本佛說十王經校錄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蘭州1989;李際寧:《敦煌疑偽經典〈佛母經〉考察》,北京圖書館館刊,1996.4,後收入方廣錩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一輯,1995.12;楊曾文《三階教教義研究》,《佛學研究》1994,收入《中國敦煌學百年文庫》(宗教卷1),第253-273頁;李靜傑《六世紀的偽經與僧團整頓》,《敦煌學輯刊》,1997,1, 第85-89頁;孫修身《成武本〈佛說父母恩重經〉之意義》,《北京圖書館館刊》,1998.3;張總《疑偽經典與佛教藝術》,2000年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另外,楊富學的博士論文《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蘭州大學博士論文,2002)中考察了一些漢地偽經對回鶻的影響; 殷光明的博士論文《敦煌壁畫藝術與傳統文化》(蘭州大學博士論文,2002),其副標題是“以疑偽經為中心”,雖然試圖將疑偽經題材引入他所要考察的考察印度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撞擊,卻未能準確把握這些題材的歷史演變軌跡,同時,他以佛教經錄所載疑偽經典為綱,來尋找與其相應的壁畫材料,就使他的論文存在方法上的錯誤。
【10】主要论文有:广川尧敏《敦煌出土七阶佛名经につぃて——三阶教と净土教との交涉》,《宗教研究》251号,第1982;木村清孝《伪经〈佛说法句经〉再考》,佛教学》25号,1987,第1-20;冈部和雄 《〈十句观音经〉の由来——とくに〈高王观世音经〉とのっながり》,驹泽大学宗教学研究会编《宗教学论集》13辑,1987,第315-326;春本秀雄《〈提谓波利经〉と谶纬思想》(二),净土宗教学院《佛教论丛》34号,1990,第44—47页;春本秀雄:《〈提谓波利经〉と“汉言”について》,《大正大学综合佛教研究所年报》12号,1990,第22—34页;石桥成康《新出七寺藏〈清净法行经〉考》,《东方宗教》,78号,1991;石桥成康《新出七寺藏〈清净法行经〉考之二——疑经成立过程にぉける一断面》,《佛教文化研究》37号,1992;佐藤智水《敦煌本〈首罗比丘经〉のテキストについて》,《冈山大学文学院纪要》,17号,1992,第22-46页;中野达《〈推背图〉再探——武周革命〈大云经疏〉の引用をめぐって》,《东方宗教》82号,1993年,第17—35页;槚本正明《新出七寺藏〈头陀经〉について——对应经典とそのについて》,《佛教论丛》37号,1993;大内文雄:《中国撰述佛典と谶纬——典籍聚散の历史を契机として》,《日本佛教学会年报》62号,1996年,第65—78页;铃木裕美《疑经〈决罪福经〉につぃ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46卷2号,1998年,第7—10页;石井公成:《〈金刚三昧经〉の成立事情》,同上,第31—36页;阿纯章《关于〈灌顶经〉的成书》,初载于《早稻田大学大学院研究科纪要》第41辑,1996,后翻译补充修改后收入《华林》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73—182页;齐藤隆信《中国撰述经典における三昧の语义》,《佛教大学综合研究所纪要》5号,1998年,第15—37页;末木文美士《〈般舟三昧经〉:形成史与思想史若干问题之研究》,《华林》第一卷,2001年,第139-148页。
【11】《北涼寫本〈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簡析》,《南亞研究》,1988.2。後收入《敦煌學佛教學論叢》(上),香港: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1998,第389-414頁;《關於〈淨度三昧經〉的目錄學考察》,《中國撰述經典》之二,1996,第919-926頁;《佛說相好經》,收入氏編《藏外佛教文獻》第3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404-445頁;《從經錄著錄看〈淨度三昧經〉的真偽》,《周紹良先生欣開九秩慶壽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215—224頁;《關於敦煌遺書〈佛說佛名經〉》,《敦煌學佛教學論叢》(下),第125-153頁;《關於〈佛為心王菩薩說頭陀經〉》,《敦煌學佛教學論叢》(下),第265-279頁。
原刊于《2006年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第60-70頁